荷蘭啟示錄：週休三日最短工時如何打造最富裕經濟體？

週休三日不是夢想，而是荷蘭日常

當全球企業家、勞工與政策制定者仍在激辯「週休三日」是否會拖垮經濟、削弱競爭力時，一個西歐國家早已悄然走在這條路上，成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短工時社會實驗場——它就是荷蘭。

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專欄作家莎拉·歐康納深入分析指出，荷蘭的經驗為這場全球辯論提供了最真實的案例，揭示了減少工時所帶來的巨大優勢，以及必須面對的社會權衡。

對於許多荷蘭人來說，每週工作四天早已不是新聞，甚至成逐漸為常態。荷蘭國際集團的經濟學家伯特·科林在受訪時笑著說：「我每週工作五天，有時候還會因此被人們用異樣的眼光打量！」這句玩笑話背後，折射出荷蘭社會對於工作時間態度的改變。

實證數據也支持工作了文化氛圍的轉變。根據歐盟統計局的資料，荷蘭20至64歲的勞動者，其主要工作的平均每週工時僅為32.1小時，是歐盟中最短的。此外，荷蘭擁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最高的兼職工作比例。許多全職員工也普遍將五天的工作量壓縮在四天內完成，實質上享受著週休三日的生活。

女性引領的寧靜革命

歐康納也指出，這場職場上的「寧靜革命」始於1980至2000年代。當時，荷蘭社會仍然維持著傳統的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模式。隨著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，她們多半選擇從事兼職工作，逐漸形成了所謂的「一個半薪資」家庭模式——即男性全職工作、女性兼職工作。荷蘭政府當時的稅收與福利制度也鼓勵了這種安排，讓兼職工作成為一種既能參與勞動市場、又能兼顧家庭照顧的可行選擇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這種彈性工作的模式也逐漸被男性接受，不再只是女性求職窘境的延伸。越來越多的男性，特別是家有幼兒的父親，也開始選擇兼職工作，以便擁有專屬的「爸爸日」來分擔育兒責任。

這種職場模式變化不僅改變了家庭內部的勞務分工，也重新定義了荷蘭社會對於「成功」與「工作」的理解。工作不再是定義一個人全部價值的唯一標準，生活品質與家庭時間也同樣重要。

打破迷思：短工時與經濟繁榮並存

反對縮短工時者最常提出的論點，是這個制度將對國家經濟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：許多人擔心，如果勞工工作時間減少，整體經濟產出必然下降，國家競爭力也會隨之衰退。然而，荷蘭的例子卻有力地反駁了這種預測。

儘管人均工時極短，荷蘭卻是歐盟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之一，堪稱最富裕的經濟體。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，隱藏著「高效率」與「高參與度」的雙重秘密。

首先，荷蘭勞工的時薪生產力相對較高。當工作時間被壓縮時，人們往往會更專注、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務，避免了長時間工作帶來的疲勞與效率低落。

更重要的是，荷蘭的勞動參與率名列前茅：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截至2024年底的數據，荷蘭的就業率高達82%，遠超過英國的75%、美國的72%與法國的69%。

這表示，荷蘭社會的勞動力被更廣泛有效的運用。工作不僅分散在更多人身上，也拉長了整個生命週期——荷蘭人的平均退休年齡也相對較晚，他們選擇了一種將工作更均勻地分佈於全民與整個人生的模式。這種分散式的勞動參與，反而創造更穩定、更永續的經濟發展。

烏托邦的陰影：性別天花板與勞動力短缺

然而，荷蘭模式並非沒有代價的烏托邦。仔細檢視，我們會發現這套制度仍存在著需要正視的問題。

首先，它並未帶來完全的性別平等。儘管「爸爸日」越來越普遍，但女性從事兼職的比例仍遠高於男性。在荷蘭，兼職工作不代表低薪或不穩定，法律對兼職勞工的保護相當完善，但這種工作型態確實阻礙了女性的職業晉升。

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201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，荷蘭在某些性別平等維度上「表現不佳」。例如，女性在管理階層的佔比僅27%，是該組織成員國中最低的之一。這層看不見的「兼職天花板」成為女性職涯發展的隱憂。

其次，荷蘭雖然就業率高，但仍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，在教育領域尤甚。這甚至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：教師短缺導致學校的課時安排變得混亂且難以預測，這反過來讓有小孩的父母更難承諾全職工作，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。

當關鍵產業缺乏足夠的全職勞動力時，整體服務品質可能受到影響，這也是短工時模式必須面對的結構性挑戰。

超越GDP的社會選擇

歐康納強調，當我們深入思考荷蘭模式時，會發現這背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選擇題。如果荷蘭所有人都改為每週工作五天，那麼對托兒所、安養機構的需求將會急劇膨脹，因為能在家照顧親人的時間將大幅減少。屆時，社會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建設照護機構，家庭關係的品質可能也會受到影響。

經濟學家科林坦言，理論上來說，荷蘭目前的短工時模式確實「限制了自身」的經濟潛力。如果所有人都全職工作，GDP數字確實可能更高。「但我也不會提倡一個反烏托邦的社會，讓每個人都像某些國家那樣超時工作，只為了追求GDP的成長」。

這句話點出了關鍵：經濟成長率從來不是社會唯一的目標。一個社會的成功與否，不能只用GDP來衡量，還要看人民的幸福感、家庭關係的品質、兒童的成長環境，以及整體生活的滿意度。

最快樂的孩子：被忽略的重要指標

荷蘭的經驗最終指向一個核心結論：一個社會如何安排與分配工作，存在著多種可能性。這無關對錯，而關乎願意做出何種權衡取捨——不僅是在經濟領域內的選擇，更是在經濟之外的價值判斷。

或許，在這場關於工時的辯論中，有一個最常被忽略、卻也最溫暖的論點：根據多項國際調查，荷蘭的兒童被評為「富裕國家中最快樂的孩子」。當父母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、參與他們的成長，家庭生活不必完全讓位於工作，孩子能在相對從容的環境中長大，這些無法量化的價值，或許才是荷蘭模式最珍貴的成就。

結語：工時辯論的深層意涵

荷蘭的故事告訴我們，縮短工時不會必然導致經濟崩潰，但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完美解方。它需要整個社會在經濟成長、性別平等、勞動力配置、家庭價值之間做出複雜的權衡。

這場全球性的工時辯論，本質上是在問：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？我們願意為了什麼而犧牲什麼？是要追求最大化的經濟產出，還是要追求更平衡的生活品質？是要讓所有人在職場上拼盡全力，還是要保留時間給家庭與個人生活？

荷蘭並沒有給出標準答案，但它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參考案例。在這個案例中，我們看到了短工時帶來的經濟韌性、高勞動參與率、以及最快樂的孩子。我們也看到了性別晉升的天花板與特定產業的勞力短缺。這些光明與陰影，都是決策時必須誠實面對的現實。

最終，每個社會都必須根據自身的文化、價值觀與發展階段，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。荷蘭的經驗最寶貴之處，不在於提供了可以直接複製的模式，而在於證明了：我們確實擁有選擇的空間與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