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低工資連漲十年的矛盾現象：中低薪族群陷入更深困境

2025/09/19

台灣即將迎來最低工資連續第十年調漲，這項政策原本被視為保障基層勞工權益的重要措施，然而現實數據卻揭露了一個令人意外的現象：低薪族群非但沒有減少，反而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。這個看似矛盾的結果，凸顯出台灣薪資結構面臨的深層問題。

根據勞動部的統計資料，從2021年最低工資調升至24,000元時約有52.43萬名勞工受惠，到2023年調升至26,400元時受惠人數激增至232萬人，今年基本工資調漲後更有257.18萬人受惠。這個數字的急遽攀升，反映出越來越多勞工的薪資水準徘徊在最低工資邊緣，形成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。

邊際勞工困境日益嚴重-服務業薪資停滯現象

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戴國榮深入觀察後發現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「邊際勞工」大多集中在最低工資附近。特別是在觀光、餐飲、旅遊、藝術以及批發零售等內需服務業中，薪資調整幅度極其有限，甚至出現長期停滯的狀況。

這些產業的特性決定了它們對勞動成本的敏感度較高，當最低工資上調時，雇主往往選擇將員工薪資維持在法定最低標準附近，而非進行更大幅度的調整。這種做法雖然符合法律規範，卻也造成了越來越多勞工被困在低薪陷阱中。

統計數字與現實的落差
當我們檢視主計總處公布的薪資統計數據時，會發現一個令人困擾的現實。上半年平均經常性薪資約為47,000元，若加入加班費及獎金等非經常性薪資，平均薪資更達到56,000元。然而，這個看似亮眼的數字卻與大多數勞工的實際感受存在巨大落差。

事實上，國內近七成勞工的月薪收入都低於這個平均值，顯示出薪資分配的嚴重不均現象。這種統計上的平均數往往被少數高薪族群拉抬，無法真實反映大部分勞工的薪資水準，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平均薪資數據看起來不錯，但低薪問題依然嚴重。

中低薪族群的相對剝奪感-薪資差距縮小的負面效應
1111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曾仲葳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：調高最低工資主要只對領取基本工資以及時薪打工族有直接助益。然而，對於那些薪資僅略高於最低工資的勞工而言，隨著最低工資逐年調升，他們與最低工資的差距越來越小，相對剝奪感反而越來越強烈。

這些「薪貧族」面臨著一個尷尬的處境：他們的薪資雖然高於法定最低標準，但每年最低工資調漲時，他們通常無法同步獲得加薪。同時，企業因為基本工資調整而面臨成本壓力，往往也無力為這群員工提供薪資調整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。

月薪3-5萬元族群最為艱困
專家學者特別指出，月薪介於30,000至50,000元之間的勞工群體，正面臨著最為嚴峻的薪資困境。這個族群的薪資水準雖然超過最低工資標準，但在台灣的生活成本結構下，仍然屬於相對低薪的範疇。

更令人擾憂的是，這個族群無法從最低工資調整政策中獲得直接好處，卻必須承受因通膨和生活成本上升所帶來的經濟壓力。他們往往是社會中的「夾心階層」，既無法享受基層勞工的政策保障，又缺乏高技能勞工的議價能力。

最低工資政策的侷限性
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從學術角度分析指出，隨著最低工資每年調升，調漲的基數越來越大。以往調升4%可能只增加100元，現在同樣的調升幅度可能增加200元，這種絕對金額的增加確實為基層勞工帶來更多收入。

然而，辛炳隆也強調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等國際機構的研究，最低工資政策本身「只能解決部分的低薪問題」。這項政策工具的設計初衷是保護最底層的邊際勞工，確保他們的薪資不被通膨完全侵蝕，但它並非解決整體低薪問題的萬能藥。

政策工具的多元化需求
辛炳隆進一步指出，過去可能因為其他配套措施或政策工具未能發揮預期效果，導致社會大眾產生了一種錯誤認知，認為只能依賴調高最低工資來解決低薪問題。這種單一化的政策思維，不僅限制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，也可能造成政策資源的配置失當。

對於「薪貧族」的低薪問題，僅僅依靠調高最低工資是無法根本解決的。這個族群需要的是更全面、更有針對性的政策介入，包括技能培訓、產業升級、稅制改革等多重手段的配合。
政策改革的方向與建議

建立多層次薪資保障體系
面對這個複雜的薪資結構問題，政府應該重新檢討現有的薪資政策框架。首先，需要清楚界定最低工資政策的功能定位，讓社會大眾了解這項政策主要是針對邊際勞工的保護措施，而非解決整體低薪問題的唯一解答。

同時，政府應該發展更多元化的政策工具組合，針對不同薪資水準的勞工群體提供相應的支援措施。例如，對於中低薪族群可以透過稅制減免、技能提升補助、產業輔導等方式來改善其薪資處境。
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

從根本上解決低薪問題，還需要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。目前許多服務業之所以薪資停滯，與其附加價值偏低、競爭激烈等因素密切相關。鼓勵企業投資員工教育訓練，提升勞工技能水準，也是突破低薪困境的重要途徑。只有當勞工具備更高的技能和生產力時，才能在勞動市場上獲得更好的議價地位。

展望未來的薪資政策

最低工資連續調漲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，單一政策工具的效果是有限的。面對日益複雜的薪資結構問題，我們需要更細緻、更全面的政策思維。這不僅需要政府部門的積極作為，也需要企業界和勞工組織的共同參與。

唯有透過多方協力，建立更完整的薪資保障體系，才能真正改善台灣勞工的薪資處境，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更公平地分配給所有辛勤工作的人們。這是一個長期的挑戰，但也是建設更公平社會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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